經過很多提醒，我也的確發現，可能在充分溝通下的公事公辦，是實際最佳的解決辦法。
作為換位過程中的體會，我本意想說對於單純扔出選擇是不對的，但這的確有傾向性建議的嫌疑，這個我的確欠考慮。
我想在充分溝通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很好的解決，我不會帶來冷漠的感受。
總之，這樣一段經歷，給我的感受的確是一種反思。我也明白我不應該給出傾向性的建議，因而，在一個公事公辦立場下的充分溝通和科學解釋，可能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
與各位討論收獲頗豐！
最近有一次患者-醫生身份互換的體驗，感受到了日常自己的態度。
朋友的外公懷疑腦梗，右手和右腿肌力下降，感覺減退。
打電話給朋友的時候我和他正好在逛街，於是打個車直奔醫院急診室。
電話裏的時候急診室的醫生講的其實挺清楚，
從癥狀來說很大機率是腦梗，但是從評分來說，不到溶栓的指征。
如果腦梗癥狀很明顯，一下子手和腿都動不了了，那毫不猶豫就直接溶栓了，
但恰好就在，腦梗癥狀是有，但不是很重，而且似乎在好轉，但治療窗只有3小時，現在已經過去兩個半小時了，就算放寬到4.5小時，時間也不多。
現在的問題就是，
按照臨床癥狀評分僅有3分，是溶栓治療的相對禁忌，但如果的確是腦梗，溶栓又是唯一有效有可能改善預後的治療。
到底溶還是不溶？
狹小的急診室，我，朋友的母親，朋友，還有醫生。
「這個沒有明顯的溶栓指征，從我們臨床上來說可以不溶，但是因為很大機率是腦梗，也是可以考慮溶的，但是風險就是可能出血，包括牙齦、腹腔等等，嚴重的是腦出血。」
醫生說這個話的時候語氣很直接，就是溶，有風險，不溶，也有可能癥狀加重。
說不準，你們來決定。
作為一個醫生，我當然知道她說的風險與收益。
每年的指南，專家共識，薈萃分析，都在說這些，我當然知道應該綜合考慮風險與收益。
我也見過因為溶栓出現的嚴重出血，直接開顱手術的，並且我自己也經手過幾例這樣的麻醉。
但是，即使知道這些，作為一個患者的朋友或者家屬，聽到這樣一番話，難免覺得冰冷。
就像一塊決定你親屬未來命運的大石頭，突然砸向你，但是誰都沒有幫你。
哪怕是提供治療的醫生。
後來，我給朋友和他媽媽解釋所謂的收益和風險是什麽，盡可能的解釋這其中的利弊，也從我的角度考慮，我覺得可以考慮如何。
我盡可能的傳遞我的擔心和傾向，但是我盡可能不給出絕對的建議。
因為我知道，我沒有權力這麽做。
最後還是溶栓了，最後的結局也很好，肌力和感覺都有所恢復，生活自理肯定是沒問題了，甚至有可能恢復到之前的功能狀態。
但是，這並不意味這溶栓的選擇是對的。
對於這樣輕癥型的腦梗，可能血管的自通也會改善肢體的癥狀，很難說這樣的恢復是溶栓治療的效果或者是患者自己本身的病程。
但給我一個重要的體驗是，
作為病患方，當面臨一個醫療決策的時候，醫者所提供的資訊與熱度，是多麽重要。
我是一個麻醉醫生，需要和我打交道的患者大多需要手術治療，對於患者，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醫療決策。
但在日常工作中，很難保證每一次都能做到感同身受的去傳遞醫療資訊和建議。
很多時候，我也如同那個急診室的醫生一樣，講清楚利弊，然後把選擇丟給患者。
這樣的確可以提供純理性的醫學建議，並且不帶偏倚的告訴患者，讓患者方能不受影響的做出醫療決定，
嚴格來說，這是規範的知情同意，是我們的醫學職責。
但很多時候，醫療資訊的不對等，很難讓患者方真正做到充分權衡之後的決定。
很多時候，當面對一個突如其來的突發事件，當很多陌生的名詞向你襲來，決定的過程，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會自然的尋求外界的幫助。
這個時候，醫者原本的理智與理性，就給人以冰冷、冷漠的感覺。
在平衡「理性的醫學建議」和「關心體諒患者」之間，當然也有平衡點，也有專業的學科來探討這其間的分寸與正確做法。
但忙碌的臨床工作，很難保證每時每刻都能達到這樣的平衡。
換句話說，醫生也是人。
前一段時間，我也開始督促自己寫下臨床中碰到的故事，
讓自己透過回顧日常的臨床工作，去重新體驗那個情景下的感受，去想想在那個情景下，我的語言、動作所帶來的影響。
我把它叫做「紀實麻醉」。
我堅持每周寫下一個故事，重新去設身處地的思考作為一個醫者在工作中的點滴，
我認為，這讓我在平時的一些工作中，更加註意到細節與關切。
也歡迎你們關註
最後，
我不能代言每一個醫者，
我只能說我認識大多數同事、老師和同行，
或許很多時候言語、行為和態度上，是強硬的，強勢的，不容置疑的，也會讓人感覺冷漠、冰冷、甚至不解人情，
但請相信，也是這樣一群人，
會在手術室裏忘記吃飯，忘記喝水，忘記上廁所，
會在ICU裏守在床邊一整晚，只因為擔心病情有變，
會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搶救插管，
會去精確計算腸內腸外營養的劑量、配比，自己卻一碗泡面一份盒飯對付。
我身邊的這些人，都說自己是俗人，
都是為了賺點錢，糊個口，抱怨醫院薪資低自己要辭職下海去
但這群人，還是每天早上來交班，
換上衣服，開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