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古計算、檔案研究和數位遺產保護：電腦博物館和資訊學院的合作

GCM博物館展示的古董電腦

作為知識寶庫的復古計算——「野生」和在GCM博物館中的狀態

幾乎整個電腦歷史都是一個可以獲取現有專業知識的時間範疇——明確的文獻知識，但也有嵌入在硬體和軟體的設計和使用中的隱性知識，這很像PeterNaur（1985）的「程式理論」，由程式設計師團隊構建，並用於維護他們的程式的整個生命周期。我們有可能轉向並利用Naur的參與式設計學科，利用老一輩工程師和專門的收藏者者和實驗者的技能，他們透過實際聚集和虛擬交流的方式匯聚為被稱為「復古計算」的社群（Wikipedia,2010）。

雖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對這個標簽下的人和活動進行分類，但約束它的關鍵因素是。（a）業余性：花在老式電腦上的時間一般沒有報酬，盡管許多參與這個社群的人現在或曾經受雇於電腦行業；（b）技術技能：透過教育、專業經驗或個人研究獲得；以及（c）源於對該領域的真誠認同和持續關註的興趣。這個社群的成員有退休的專業人員，他們決心記錄和保存他們曾經工作過的硬體系統，他們相信這些系統的重要性（Burnet&Supnik,1996），也有年輕的遊戲專家，他們渴望體驗在他們出生前創造的電子遊戲，願意花大量時間收集和恢復必要的硬體和軟體。年長的成員可能與其他同樣致力於技術修補與改進的社群有關，比如業余無線電；年輕的成員可能對新的媒體形式感興趣。

復古計算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從最早的個人電腦出現之前，人們就因為各種原因收集電腦，但個人電腦一直是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正如SherryTurkle在她的幾部作品中所指出的，個人電腦的使用者與他們的機器間發展的關系，最早的第一批電腦愛好者往往有電子方面的技能，對動手工作非常感興趣（1985,2007）。收藏往往始於不舍得放棄被替換的舊機器，因為在空間和成本方面，收藏個人電腦並不難；在向學生征集電腦自傳的過程中，我聽到許多閣樓和車柯瑞堆滿了舊電腦的故事。收藏電腦與一般的收藏有許多共同之處，包括對物品的關註和收藏的物品種類對收藏者的重要性（Pearce,1994,Pt.2）。但在收藏硬體的同時實際使用這些硬體是這種興趣的關鍵。從時間上看，在「復古計算」社群中，年齡較大的人往往集中在一些科技工業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有相應的來自制造商的剩余電子零件儲備，而年輕的參與者則受益於過去20年中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廣泛普及。

收藏也不僅限於硬體。在引入微處理器時，幾乎整個領域的人都看到了芯片驅動電腦器的潛力，而不僅僅是作為嵌入在電子產品中。最開始出現的是類似於業余無線電電子套件的組裝套件，其中一些有著很好的文件；有在電子交換聚會上分發的傳單和油印目錄；有人們聚在一起進行實驗的微電腦俱樂部；有透過數據機存取的電子公告板。早在得到實際可以編程的裝置之前，人們就開始編寫程式來填補最初的空白，這些活動一直持續到當時被稱為個人電腦的東西滲透到商業環境中（Ceruzzi，1998，第7-8章；Campbell-Kelly&Aspray，2004，Pt.4）。發燒友們仍然在網上維護著大量的由使用者為早期機器制作的軟體，並提供免費下載。因此，70-80年代早期微機的歷史和文獻資料仍然存在，而且有一大群人為了自己的興趣而收集和整理這些資料。

瀏覽網上的復古計算網站就會發現，一些誌同道合的人有時會聚在一起建立一個小博物館，通常是在某人的家裏，有時是在租用的空間裏，但這樣的博物館很少能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參與者沒有時間、資源或長遠的目標來維持它們。在奧斯丁，我們很幸運，有一個新興的機構正在成功地為行使和保護復古計算的興趣和技能提供一個線下的、機構化的場所。Goodwill電腦博物館（GCM）是一個有十年發展歷史和四年正式存在的機構；它有專門的空間、熟練的誌願者和一個受雇的館長。自其非正式地開始運作以來，其藏品大多來自GoodwillIndustriesofCentralTexas（GICT）的電腦工程部處理的大量奧斯丁電子產品回收流。GICT對回收教育的承諾使博物館成為其資訊的理想展示場所，同時也是其廉價出售較新型號的翻新電腦及配件的Computerworks商店的地標。該商店本身吸引了奧斯丁各種技術社群的成員，包括復古計算愛好者；因此，這種「良性迴圈」有效地起到了為博物館匯聚技能和誌願者的作用。

GCM的核心工作得到了一群在電腦行業有多年經驗並對復古計算有濃厚興趣的當地電子工程師的誌願支持。GCM不僅致力於收集遺留的硬體、軟體和文件，而且還致力將系統恢復到工作狀態。為此，博物館利用誌願者在工程、設計和硬體/軟體制造方面的專業技能。在GCM，職業技術人員參與重要的文化保護活動，包括物品的恢復和修復。

誌願者們利用他們在使用測試裝置方面的技能和對規格檔的熟悉，仔細測試新收到的機器的功能，以確保它們可以安全地開啟和演示。在沒有文件的情況下，他們對接線、印刷電路和電腦元件的理解使他們能夠調查和記錄機器應該如何工作。而在機器不能立即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他們能夠找到並替換故障部件，甚至重新設計替換已無法獲得的部件。利用誌願者的技能和對業內使用的標準流程的熟悉，修復過程是一種逆向工程、也是一種恢復可見的電路和部件所暗示的機器功能的實驗過程。這顯然是一個將誌願者的知識和技能用於保護工作的例子。

GCM和資訊學院：建立博物館與學術界的合作

以下是對德克薩斯大學(UT)資訊學院(SI)與GCM之間進行的合作的反思性描述，雙方都認為它們在實作一系列共同的目標的過程中有著相同的重要性。除了一個我們自己還沒有開始的研究計畫之外，我對合作關系發展行程的觀察僅限於公開的資訊。資訊科學和電氣工程的社群有很大的重疊，所以從一開始就有諸多共同點。

這種合作的中心，是一組所有參與者都感興趣的物件：電腦硬體、軟體以及支持和解釋它們的原始檔案和出版物，所有這些都是由博物館收集的。面對這些物品，我們帶來了不同的實踐：圍繞測試和修復的工程實踐，以及圍繞本體和資訊架構構建的資訊科學實踐。我們一起努力設計新的博物館實踐，承認並支持積極使用相關文物進行娛樂、教育、保護和研究。我們還根據我們的團體身份調動各方的興趣，具體則包括GCM及其母公司GICT，以及資訊學院及其所屬的德克薩斯大學，我們希望尋找並接觸其他參與方，包括個人、機構和企業。此外，我們以個人身份也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現有的博物館和學術獎勵制度。透過迄今為止我們一起工作的一系列計畫，我們已經轉向了更正式的合作。我將這一敘述框定為一個具有階段性的過程，但由於持續的發展和變化，這一框架必然是臨時性的。

第一階段：相互認知

起初，SI和GCM之間的關系只是具備相互的吸重力。從2007年底開始，我們的學生開始在那裏做誌願者，他們被老式機器所吸引，其中包括早期電子遊戲的收藏，並表現出對科學博物館的興趣。我個人也很高興能在奧斯丁找到另一個歷史博物館，加入到我教授的歷史博物館課程的參觀名單中。博物館則很歡迎有具有檔案、圖書館和資訊科學技能的研究生，他們可以協助整理藏品，將展品放在一起，並清點和整理新的收購品，特別是印刷品和檔案材料，作為2008-9年對現有藏品進行大規模正式入庫的一部份。在這第一階段的工作中，學生們在博物館裏扮演著誌願者的角色。一些學生可以發揮特殊的技能：搭建一個視訊展櫃，作為展示GCM電腦修復活動的視窗，同時也不占用太多空間；重新安置檔案材料，以便更好地保存和更有效地儲存；改進博物館在傳統目錄方面的非正式的嘗試，建立更強大的資料庫，並透過記錄大量的收購來測試它。

學生們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環境中：核心活動的權威在於建立博物館的專家，他們擁有學生所缺乏的知識。GCM的權威性是建立在來自電腦行業多個層面的社群實踐的興趣和技能上的。但是，GCM的一個既定目標是促進關於電腦歷史的教育，這使得學生可以作為受益者融入其中：允許研究生參與，就像為當地中學提供演示一樣，是GCM實作這一目標的證據。此外，博物館一直以來都是透過誌願者開展的特別計畫來推進其展覽的想法，而隨著學生誌願者在那裏工作，他們也開始發展他們可以做的計畫來做出貢獻。

第二階段：調查共享的權威【2】

事實證明，SI對GCM有更多的貢獻，這是在一個開發中的關系中出現的，這個關系始於一個具體的求助電話。在我的數位檔案課程中，最初的任務是恢復數位檔。自2003年以來，我們開展了將數位檔案物件歸檔到DSpace數位儲存庫環境的計畫，這些數位檔案物件構成了我們自己的機構檔案。自2005年以來，我們還為哈裏-蘭瑟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RansomHumanitiesResearchCenter）、布裏斯科美國歷史中心（BriscoeCenterforAmericanHistory-BCAH）以及最近的亞歷山大建築檔案館（AlexanderArchitecturalArchives）開展了數位檔案孵化器計畫，這三個機構都位於德克薩斯大學校園。直到2009年，我們一直能夠很好地應對要求我們處理的較新的數位材料，使用當前或相對較新的PC和Macintosh技術，並依靠的是當前或最近的軟體的回溯相容性。

然而，在2009年，我們開始處理更復雜的1980年代的收藏。出於啟動歸檔流程的需要，我們向GCM尋求直接幫助。學生們能夠在那裏進行一些計畫，使用GCM收藏的Kaypro和AppleII電腦來恢復80年代的檔，與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和誌願者一起工作，親身體驗老式的硬體和軟體。這對我們和GCM來說都是一項新的活動，它需要在舊機器和新機器之間按需設計介面，並制定復制協定。SI的IT人員和教員提出了一些想法，學生們在網上進行了復古計算文獻的研究，並在網上搜尋了相關的工具，而GCM的誌願者則提供了在機器和軟體之間建立臨時介面的知識和技能。

在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我們共同的存檔目標。GCM擁有許多電腦設計、使用者文件及軟體形式的數位物件，所有這些都和我們正在處理的文學和歷史材料一樣需要保存。因此，在雙方對數位保存的興趣中，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在學術界和電腦工業實踐的社會世界中架起橋梁，精心設計一個共同點（參見Star&Griesemer,1989）。GCM的誌願者已經是文化保存任務的參與者，即保存檔、硬體和編程技能；保存工作機器和維護技能；最後（從根本上）保存復制和擴充套件這些技能的能力。這項工作與國際上為保護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而積極開展的工作相當（UNESCO，2003），但由於它發生在先進的技術文化中，而且其主題是該文化的基礎設施，因此至今仍為文化遺產界所忽視（Star，1991）。GCM保護執行中的老式計算環境的倡議也為我們這些檔案工作者展現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更有背景的對「數位物品的保護」和「社群參與」的意義的態度。GCM不僅是一個博物館。它也是一個重要的檔和出版物的儲存庫，這些檔和出版物既是作為最初收集目標的硬體和軟體的背景，也是重要的收集目標本身。此外，因為它的保存實踐也必然包括（重新）發現未記錄的或隱性的知識，GCM也是一個物理和數位保存研究的實驗室。

在協助檔案館的教師和學生解決數據采集的問題時，GCM熟練的誌願者也讓我們有機會報酬他們，提供我們所擁有的可能對他們有用的技能，並共同探索如何建立GCM的檔案和圖書館方面，以及延續傳統技術的技能。當我們開始討論諸如正式建立檔案和圖書館系統以及建立一個統一的目錄以包含博物館的所有藏品等問題時，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分享將是徹底的。當我們開始一起做計畫時，我們之間開始發展出一種真正平衡的參與性行動，我們開始透過實驗性實踐分享能力。

第三階段：保護數位文化的聯合企業

GCM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資源，為檔案、圖書館和博物館相關課題的學生提供了許多機會，而且它也是機構建設的一個重要實驗，是一套旨在實作修復實踐中的本真性的實驗室實踐。在不確定的未來，對過時的電子裝置進行持續的保護，以及這項任務所帶來的相關問題，總的來說相當於一個迄今為止還沒有像這裏這樣認真嘗試過的實驗，對我們在持續保護數位原生內容方面的共同興趣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由於這些共同的興趣，我們已經承諾成為GCM社群的參與者建立一系列正式的夥伴關系。我們的貢獻是與博物館積極合作，保存其自身的資料，將我們所理解的檔案、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做法帶入其中（並在必要時加以調整），以幫助系統化地獲取和保存技術檔、技能以及硬體和軟體的物理效能，並為GCM的所有藏品維護一個永續的保存環境。下面的幾個案例研究體現了這種合作的不同形式。

博物館/檔案/圖書館目錄。因為GCM主要是一個博物館，它的重點是文物收藏：未來的收藏將包括「展演文物」（performanceartifacts）；硬體和軟體；文物中的檔案檔，包括從復古計算網站恢復的原始檔；以及一系列的出版材料，其中許多是現在罕見的（包括手冊、雜誌、期刊、書籍），為收藏提供背景。我們已經開始一起研究材料的編目如何能夠協助保存將隨時間變化的動態系統。當碩士研究生WalkerSampson進行個人研究以改善記錄博物館藏品的基本資料庫時，發現對物理物件使用類似於博物館和檔案館常用方法的聚合編目方法來保護出處群體是有效的，而且使用代用品（照片、視訊、掃描的示意圖）對物品進行編目也是有效的。建立一個支持所有這些物件的目錄，並將其中所有的數位原生的物件收錄儲存庫，需要努力協調文化保存領域中使用的本體論（例如書籍），以及博物館物件本身的分層後設資料表示和文獻收藏和可分解物件的聚合表達。我們需要對系統及其子系統的一些小部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進行詳細的編目，並弄清楚如何透過設計一套關系來對數據進行分層。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有必要使用行業術語，有時是標準化的，有時不是。這種術語的專家和那些將使用這種術語的人是GCM的誌願者。如此緊密的工作來支持修復過程，使我們討論了檔案和博物館關於維護物件的本真性概念的文獻。此外，我們有興趣一起研究如何將原理圖和規格的指導、口述歷史研究以及來自復古計算社群的經驗數據轉化為對真正機器效能的保護。

Ditto計劃和FrankensteinI。GCM在2009年開始了一項重要的研究計畫（"Ditto"），該計畫旨在透過經驗恢復一種從未公開記錄的、現在已經遺失的專有檔格式。這個計畫涉及到測試裝置的搭建，能夠在磁通模式的層面上恢復磁盤映像，然後對其進行統計檢查，以建立用於測試的假設的磁盤格式結構。它還構成了一個潛在的工具，可以在現存媒體的基礎上恢復任何未知的磁盤格式，因此將對博物館保存其藏品和整個數位存檔社群構成相當大的幫助。我們正在進行的數位保存工作與實際收集的檔案性的數位原生材料將提供額外的媒體來測試這個計畫中開發的裝置和協定。此外，我們認為這項技術將使我們能夠更有把握地確定在包括硬體在內的有來源的收藏品中的遺留媒體的來源（例如，特定的軟碟機）。

我們需要些助從已知但非當前格式的軟碟中恢復檔，加上Ditto計畫的研究方向，構成了類似的、難度較小的任務。在我們與GCM合作的第一個學期後，包括與BCAH的視訊遊戲檔案的合作，SI的學生和來自Briscoe中心的數位檔案學家ZachVowell領導了用於數位保存的老式多媒體檔采集機的初始工作，利用GCM的老式軟碟機，並在工程師對磁盤技術、軌域格式化和驅動程式編程的理解下，結合檔案學家對數位物件和及其組合的真實性的想法。這個硬體的建造是由知識淵博的誌願者與學生和檔案學家合作在博物館中完成的。我們都意識到它的用處：檔案專業人士開始認識到磁盤映像捕獲和數位地層學等技術對保存和分析數位物件的重要性（Kirschenbaum,Redwine,&Ovenden,2010），而博物館本身持有的程式和其他檔目前在傳統媒體上，需要轉移保存。第二年春天，我們把機器搬到學校，用於支持我的課程中的存檔計畫，並測試該裝置。在對這台機器的第一個版本進行了深入的工作之後，我們正在開發支持更多媒體型別和格式以及作業系統的能力更強的系統的要求，以便在2011年春季實作FrankensteinII。

修復中的工作和實踐。我們所有人都對知識特別感興趣，這些知識是實用的，但沒有記錄的，也是隱性的，這些知識使我們有可能完成保護效能文物、硬體和軟體的任務。正在進行中的對GCM的硬體收藏品修復工作是實驗室研究的一個有力例子。修復不能工作的系統需要檢查設計原理圖和系統規格的原始檔案檔；或者，在沒有這種檔的情況下，根據經驗恢復和建立這些檔並添加到檔案中。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涉及大量的實驗測試，特別是由於原始機器可能事實上並不符合可供比較的規格。所有這些工作都透過工程實驗室筆記的形式進行了專業的記錄。

但是，盡管這種記錄方式很好地捕捉了修復步驟的結果，並記錄了修復後的硬體及其功能，但它並沒有記錄修復過程中的反思和實驗中微觀實踐的細節。我們對這項工作的初步觀察讓我們了解到，在處理遺留系統方面有大量未被記錄的知識，這些知識仍然存在於數位工程界，但隨著這些系統變得陳舊，因而越來越脆弱，不再被記錄或系統地傳遞下去。在我看來，為了GCM自身的目標和解決保護隱性技術知識這一更廣泛的挑戰，特別關註這些知識，如何捕捉它們，尤其是如何在博物館的工作範圍內重現它們，可能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Galloway，2009）。

為了追求這一目標，博士生CarlosOvalle正在記錄工作流程和學徒制的知識轉移，博物館的誌願者在其中充當師傅，透過開展工作實踐觀察，研究知識、工具和非功能裝置在修復工作流程中的互動，透過分析，了解促成修復的人、物、檔和活動的網路。透過技術傳記，我們正在研究這些知識在過去是如何延續的，以便發現在未來延續這些知識的手段，我們正在使用行動研究框架與誌願者充分合作來推進這項任務。博物館館長和相關誌願者正在參與這項工作，以加強博物館的使命，並計劃擴大系統修復活動的正式記錄工作。

電腦作為集合計畫。由於我們對以不受幹擾的順序處理原生數位文獻材料的檔案語料庫的檔案理論感興趣，因此我們有機會與GCM合作夥伴討論出處的檔案概念以及我們對數位出處文獻的研究。這一討論恰逢向博物館直接捐贈的發展趨勢，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一個已知捐贈者的整個個人電腦系統，包括外圍裝置、軟體、檔和媒體，並有可能采訪到捐贈者。這種有趣的巧合導致我們將這個集合設定為一個計畫，以確定此類材料的文件應該是什麽樣子，我們如何將集合理解為一個環境，以及我們如何使用數位取證技術來恢復系統和軟體的使用細節。我們建議將這樣一個經過驗證的集合設想為使用者、機器、軟體、文件和生產的參與者網路，這將使更好地理解和解決與人類與技術的關系相關的研究問題成為可能。發現如何記錄這些關系也將支持博物館對未來收集經過驗證的群體的規劃。

數位遺產保護的合作

當SI和GCM之間的關系開始時，我們都認為我們的任務是自成一體的。對於GCM來說，新創立的博物館的工作最初遵循一個簡單的生產周期，包括：1）處理回收流輸入；2）將電腦恢復到正常狀態；3）建立電腦歷史的互動展品；4）向學校提供教育推廣。

隨著博物館變得更加正規化，周期性的發展。首先，回收流仍然是一個富有成效的材料來源，但隨著人們了解到博物館的存在，它吸引了對舊電腦感興趣的人的直接捐贈，他們不願意簡單地將自己的系統丟棄在匿名的回收流中，額外的收購導致了對正式編目和分類系統的需求。第二，更多的誌願者工程師加入了博物館的修復工作，他們帶來了越來越廣泛的技能。第三，創造了更多的展品，並留出了正式的展覽空間。第四，教育工作被擴大到包括巡回展覽和演示。這種增長需要註意管理和正規化，以建立可信度，這反過來又開始要求一系列的技能，包括與資訊研究的研究生教育的一部份相當契合。

在SI，教師和學生都參與的生產周期是：

出於學生本身的興趣，有機會在GCM進行無學分的誌願工作；而出於教師的興趣，所有其他的學習和研究場合都代表著學生有可能透過參與博物館的工作獲得學分。

SI課程的提供集中在三個領域：策展、組織和互動。學生們正在準備在文化機構、政府和工業界工作，並且在整個計畫中有一個強大的技術組成部份。在個別課程中灌輸的具體技能，透過更多的非正式活動獲得的技能，或與研究有關的技能，都與GCM的生產周期明顯相關。首先，在收購步驟中，學生從檔案研究中獲得了出處和檔案的概念，從圖書館和檔案研究的實踐中獲得了個人和總體編目，從文化遺產機構的實踐中獲得了收集政策的發展。第二，在修復步驟中，學生和教師帶來了關於保護隱性知識的新研究，以及復古計算愛好者的知識和發現的整合。第三，在展覽步驟中，學生帶來了新的媒體方法：透過線上目錄直接分享材料和構建虛擬展覽的想法。第四，在教育方面，教師們帶來了關於透過學徒制轉移隱性知識的研究，以及對電腦作為教育裝置的理解。

我相信，我們從與Goodwill電腦博物館的合作中所學到的東西，為學術界與技術導向的專業人士的合作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討論框架，以構建和促進為保護和再現老式技術文化提供充分支持的機構。如果支持博物館的社群也是真正擁有博物館所記錄的文化的社群，那麽機構的力量就會比表面的資產清單所顯示的要大（Galloway，2009；Karp,Kratz,Szwaja,&Ybarra-Frausto,2007）。這種力量的一部份在於博物館有能力支持參觀者對其主題的體驗，以及基於和支持其收藏的研究。GCM的出現是圍繞著對復古計算的興趣而產生的工程技能的累積，這種興趣是由傳統的電腦器和軟體的可用性所引發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圍繞著材料發展了一種本體論實踐。在適當的時候，它也吸引了準備參與和檢查這種實踐的資訊科學工作者，以質疑現有的保存認識論的各個方面（Henare,Holbraad,&Wastell,2007）。我們已經把我們與GCM的合作看作是致力於發現和部署新的文化保護實踐：套用電氣工程和數位保護研究來幫助實作數位遺產保護的更大目標。真正的合作步驟將需要相互努力，了解我們如何共同創造這些知識。在這個意義上，GCM及其專家誌願者和它與SI的合作關系顯然是一個平台，可以進行多種型別的研究，涉及資訊的整個生命周期，從創造到保存，以及支持它的基礎設施。

備註

【1】在這篇文章中，我討論的是具有文化價值的數位物件的情況，其中體驗因素被認為是很重要的，政府和企業的檔案學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關切，因為對他們來說，內容往往是最重要的。

【2】這種表達方式當然是指MichaelFrisch(1990)，但有點顛倒了他的論點。Frisch指出有必要對口述歷史的資訊提供者給予足夠的尊重和權威；在這裏，我們遇到了科技研究中經常出現的情況，即所謂的研究「物件」在世人眼中比調查他們的實踐的人更有力量，正如Knorr-Cetina（1999，第17-25頁）。

【3】盡管在制造過程中對規格的改變被仔細記錄，但一旦機器過時，這些記錄很少被存檔，特別是在機器沒有大量制造的情況下。見Galloway,i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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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PatriciaGalloway1979-2000年在密西西比州檔案和歷史部工作，之後來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資訊學院，作為檔案研究的副教授，教授數位存檔、檔案鑒定和博物館研究。她擁有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比較文學（1973年）和人類學（2004年）博士學位，是【喬克托人創世紀1500-1700】（ChoctawGenesis1500-1700，1995年）和【實踐民族史】（PracticingEthnohistory，2006年）的作者，在【美國檔案學家】（AmericanArchivist）和【民族史】（Ethnohistory）上發表過文章，並在ARIST38上撰寫了【數位物品的保存】（PreservationofDigitalObjects），在ELIS2010上撰寫了【數位存檔】（DigitalArchiving）。